近来，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加紧了对中国的研究。笔者将近期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周刊的文章编译出来，以飨读者。

　　●引进中国教师教授汉语

　　2003年1月，英国中国研究联合会在谢菲尔德大学举行会议，主题是“英国大学在本科阶段教授中文的未来”。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教授史蒂芬·福伊希特万(曾任英国中国研究联合会主席)在一次公开讲话中提到，“英国委员会首次将汉语教学引入中等学校，汉语学习也已出现在本科阶段，这些标志着英国学校教授汉语已取得一些可喜的进步，但是还要进一步推广。”截止目前，英国委员会已经为英国中等学校输送30多名中国教师教授普通话，并打算于2003年引进另外25名中国老师充实师资。另外，英国有关部门正在对普通中等教育证书考试中的汉语考试进行改革，新汉语课程也正在编订中。改革后的汉语考试将允许不会说汉语的人参加(原来只能由在英华裔子女报名参加)，这就拓宽了该考试的考生来源并有助于鼓励人们学习汉语。

　　英国委员会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曾强调学习汉语的重要性，它主张，“汉语在新千年最有可能成为与英语平起平坐的另一种国际语言。因为在中国以及中国以外地区的华人社区，会讲普通话的人在与日俱增，加之信息技术在汉语传播中的应用，这些都为汉语成为一门国际语言扫除了障碍。”

　　●挖美国教授到牛津大学研究中国当代问题

　　2002年初，牛津大学委任美国康奈尔州维维恩·舒教授为牛津大学第一位中国当代研究教授，这使英国研究中国的各界人士兴奋不已。牛津大学中国艺术与考古教授戴姆·杰西卡·罗森把这次委任看作是牛津大学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事件。
　　这次聘用也引起校外人士的注意，伦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的东亚历史教授泰姆·巴利特称，“我们目前急需大量研究中国的人才，从美国那儿猎取学者非常明智。”

　　●英国政府制定资助计划

　　1997年，英格兰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再次对英国的中国研究进行了一次回顾调查，结果表明英国缺少研究中国的专家。为加强各中国研究中心的实力，英格兰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制定了一项年资助100万英镑的五年投资计划。1997—2002年间，剑桥大学、杜伦大学、利兹大学、谢菲尔德大学以及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各获资助75万英镑，牛津大学获资助50万英镑，纽卡素大学获资助30万英镑。另外，1999—2000年，英政府投资5万英镑专门为英国高等教育工作者以及研究中国的相关学者建立专家数据库。

　　1997年调查组负责人巴尔姆称，“英国需要有广泛专业背景、精通中文、了解中国文化、中国社会和中国政治体制的高学历高水平人才为英国的发展服务。但英国在研究中国方面做得远远不够，落后于其它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西方国家，这些西方国家深入研究中国的能力以及成功对华经贸往来的经验都是英国不可比拟的。”

　　为了使英中贸易往来畅通无阻，英国学者尤其关注对现代中国的研究。事实上牛津大学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就开始扩展对当代中国的研究。

　　目前，舒教授正研究中国的政治合法性，即中国政治发展顺利与否及其影响因素。她主张，“说中国正面临法律危机是武断的，中国的发展前景比很多西方学者所预言的要好的多，很多人认为天安门事件会使中国处于濒临崩溃的边缘，但事实证明那些人的判断是完全错误的。”

　　除牛津外，英国的其它大学也在努力研究中国。利兹大学用英格兰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资助的基金建立了中国商业与发展中心。该中心主任迪莉娅·达文说，“目前设立中国商务课程是鲜为人‘做’的。”一般来讲，一个人读完本科后，其经济能力就已达到极限，如果再去修读硕士或博士简直是难于上青天。尤其是学习诸如中国商务的国外课程，既需要高昂的出国费用，还需要花时间学习语言。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极有必要在英国国内设置关于中国的各种高级课程。

　　巴利特教授对此的观点是，“英格兰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的资助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设立中国研究博士学位颇具挑战性。”他还提醒，在了解现代中国的同时不可忽视对古代中国的研究。但是由于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差别很大(这种差别比拉丁文的古今用法的差别还要大)，学起来很难，致使很少英国学者精通古文，这就造成了另一个问题：很少英国人能胜任教授古文。巴利特教授还讲，“掌握古代知识需要多年的学习，而我们目前的教育系统不允许在一个看不到即时收益的领域花那么长的时间。我用了七年时间才掌握了古文，尽管代价有些昂贵，但我认为值得。”(徐静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