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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该如何发展信息产业(上)
发布时间:2004-4-7 来源:中国教育技术装备网
“中国该如何发展信息产业”,这个问题最初源于对中国如何发展高新技术的讨论。深圳还曾为此专门召开了主题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和风险投资”的学术研讨会。与声势浩大的正方相比,反方的声音似乎微弱一些。2000年1月8日《粤港信息日报》报道: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说,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能够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的恰恰不是高新技术产业,而是一些适当技术的产业,能够充分利用自己劳动力成本低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要发展就要先赚钱,有了钱才能开发技术,逐步向高的层次挺进。现阶段,适当的技术才能真正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当然也不否定中国要发展高新技术,但应强调发扬中国人自身的创造能力,而不仅仅是引进、消化和吸收。
樊纲的言论虽然较为随意一些,但意思已经很明确地表达出来了。而林毅夫先生的言论就更为具体、更为明确了。他指出:在出现IT技术以后的新经济时代,我国是否应该发展IT产业,如果要发展侧重点应该放在那里,是个较有争议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应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是推广运用IT技术的新产业,一是IT技术本身的研究、开发和生产的产业。一种新的技术如前所述除可以运用于已有的产业中,以提高现有产业的生产率之外,有时也会围绕着这种新技术的运用而出现新的产业。如蒸汽火车的发明而出现了铁路运输业,飞机的发明而产生了航空运输业,电报、电话的发明而出现了电信业。同样的道理,IT技术,尤其是以互联网为主的IT技术的运用而出现了门户网站和B到B以及B到C的电子商务的新商业形态,对广告、销售、信息传播产生了近乎革命的影响。就像火车和传统的驿站马车的比较一样,这种新的商业形态和旧的商业形态在功能上相同,但能以最低的成本提供给消费者更快、更好、更多选择的服务。这种新商业形态是新出现的,这几年在欧美发展得热火朝天,我国应该如何对待?
林先生把IT技术与蒸汽火车、飞机的发明相比,认为IT技术的运用将“对广告、销售、信息传播产生了近乎革命的影响”、“就像火车和传统的驿站马车的比较一样”(这是熊彼特在区分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时用过的一个比喻)——这些论断都是比较客观的。
接着,他进一步指出:电子商务具有很大的规模经济,在未达到规模之前只有投入而难有产出,而市场厮杀的最后结果很可能只有一两家生存下来成为大小通吃的大赢家(这一点似乎与事实不符。在这方面颇有研究的周其仁先生就曾指出:尽管竞争的结果会产生一至两家垄断性企业,但这个产业中仍将有为数众多的中小企业存在。我也认为,一个健康的产业应该是周先生所观察到的结构,而且大企业相对稳定,而中小企业的出生率和死亡率都相对较高。并且,大企业也可能会由于必然的或偶然的因素而走向衰败,而中小企业也会因为同样的原因而以弱胜强、由大到小。一切都是动态的,一切都在变化,唯一不变的是“事在人为、优胜劣汰”的竞争规则。如果一个产业真的出现了少数几个寡头垄断的格局,那就有理由将其国有化——这是恩格斯的主意)。因此,在电子商务的发展上需要很大的资金投入而且要面对很大的风险。就像100年前还在使用马车和轿子的时候,面对火车这种新技术,虽然修建铁路需要的资金比购买马车、轿子修建传统的道路巨大得多,但只要两地之间的交通运输量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可达到一定的规模,修建跨省跨州的铁路不仅的经济合理的,而且可以推动两地经济的发展。我国地域辽阔,要把全国发展成统一的大市场,特别需要低成本的信息和商业交易手段,以互联网为载体的电子商务可以大大促进我国统一市场的发展,我国应该创造条件,引进风险投资,积极发展互联网和电子商务新产业。
林先生的以上观点虽有瑕疵,但总体上是有道理的。这让我想起了斯密在谈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时提到河道修建对拓展市场、促进分工的作用。对于现代经济而言,信息流与物资流是同样重要的。
林先生接着指出:至于IT技术的生产本身作为一种新的产业又可分为硬件和软件两个部分;硬件方面又可进一步细分为研究开发(R&D)、核心芯片和主要元件的生产以及最终产品的组装。IT技术的研究开发目前主要集中在美、欧、日本等高度发达国家,主要元件像计算机中央处理芯片的生产,除了高度发达的国家之外,一些中等发达国家和经济如韩国、马来西亚和我国的台湾省也占有相当的份额,至于发展中国家在IT技术和生产上一般只是最终产品如计算机、键盘、显示器的组装和外壳或一些简单的电子元器件的生产。目前我国学术界和决策界争议最多的是我们是否也应该致力于IT尖端核心技术的研究开发上和发达国家一争长短(这才是问题的所在)。
他接着举例:IT尖端核心技术的研究开发是高度资本密集的。以1998年为例,几家IT产业大公司的的研究发展费用大致如下:惠普公司耗资23。7亿美元,英特尔公司耗资26。7亿美元,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耗资56亿美元,康柏电脑耗资45。29亿美元,日立公司耗资45。29亿美元,北方电讯耗资42。09亿美元,爱立信耗资34。58亿美元,NEG耗资33。80亿美元。摩托罗拉耗资30。60亿美元。当核心技术开发出来后的大规模生产上,所需的资本投入仍然很大,但和研究开发相比就小得多了,以计算机的芯片为例,每条生产线的投资大约要10多亿美元。最终产品的组装和简单电子元器件的生产则相对来说属于劳动密集型的。
林先生认为:IT技术的研究开发、生产和最终产品组装在不同发达程度国家的分布实际上反映的是各个不同发达程度国家的比较优势。各个经济在决定IT硬体产业的发展上,比较优势仍然是所应遵守的基本原则。韩国和我国的台湾省发展水平和比较优势大致相同,比较韩国IT产业最著名的三星电于和台湾IT产业最著名的台湾绩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合绩电)的表现很能说明这点。韩国的资金密集优势不如美、欧发达国家,三星电子以开发技术等级比发达国家开发的计算机的中央处理芯片低―档的记忆芯片为主,取得相当的成功。台绩电在初创时则在公司章程里明确规定不作研究开发,主要依靠引进技术,然后根据用户需要加以改造,从事硅片、芯片等产品的生产加工及服务业务,只有在最近一、二年才开始研发一些技术等级较简单的芯片。从产业的等级上台绩电不如韩国的三星电子,然而,1997年台绩电的营业额达新台币439亿(约14。6亿美元),利润达新台币179亿(约6亿美元),利润率为40。8%;而三星电子在1997年的营业额为130。5亿美元,利润为20。5亿美元,利润率仅为15。7%,比台绩电的利润率低得多。而且,三星电子的投资规模非常大,在1997年时固定资产净值为50。6亿美元,每年必须投入10多亿美元的研究开发经费,相当大的一部分资金来自于国外银行的借款;而台绩电在1997年的固定资产净值为20亿美元,投资主要靠自己的资金积累和台湾岛内的投资资金。
韩国企业的发展模式通常和三星电子相似,追求等级较高,资金密集程度超过其资源禀赋的技术和产品,必须依靠外债来补充国内资金之不足,结果利润率较低。在1997年时,韩国30家主要企业集团的平均负债率为350%,有些竟然达到1200%,而资金利润率却非常低,达不到0。5%,当国外的金融风波一起,外国银行和投资者看到韩国企业利润率低,对还本付息失去了信心,不再给于新的信贷,并开始回收资金时,这些大型企业集团立即陷于岌岌可危的状况。韩国经济也立即应声而倒,出现危机。台绩电走的是标准的台湾企业发展模式,根据台湾经济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品和技术,井根据比较优势的升级来决定技术、产品的升级。台湾企业选择的技术等级虽然较韩国企业选择的低,台湾最大企业的规模仅为韩国最大企业的十六分之一,但台湾企业通常利润率较高,几乎不用外债,因此,较不易受金融波动的影响。1997年开始的东亚金融风暴中,台湾经济是亚洲四小龙中唯―没有发生支付危机而且还保持6%左右的高经济增长,其道理即在此。在IT产业上,台湾虽然没有大的名牌产品,但发展非常神速,在2000年初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5%。
韩国IT企业与台湾企业的对比确实发人深思。但仅就财务风险的大小是否就可以断言韩国经验一定逊色于台湾经验。我认为:韩国企业和台湾企业的经营理念不同,至于两种模式中哪个更为可取,有待于长期观察。不过,这两种模式的对比确实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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