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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该如何发展信息产业(中)

发布时间：2004-4-7　　来源：中国教育技术装备网

　　在经过一番铺垫之后，林先生的话题终于转到了中国的现实选择上。他指出：我国还是一个资金相对稀缺的发展中国家，1998年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开发经费支出额为人民币478。7亿元，高等院校研究上发展经费支出总额为人民币64。45亿元。英特尔和IBM两家公司的研究开发投入加总已经超过我国全部科研经费，1998年我国中央政府的财政总支出为3126亿元人民币，大约只和IT产业10多家大公司的研究发展的支出相当。固然我国的科研人员的工资比发达国家的科研人员工资低，在费用上能有些节省，但发达国家的研究积累比我国多，同样的研究他们成功的概率比我们高，因此，要取得和他们同样水平的技术突破，我们的支出可能省不了多少经费。IT产业的新产品价格的变化出现每18月就减价一半的摩尔定律，开发的速度稍慢一点。原来的投资很可能就完全付之东流。我国不应该也不可能倾全国之力，不惜一切代价强行和IT产业的几家大公司竞争，研究开发他们正在研究开发的技术、产品。
　　对于林先生最后的观点，我认为值得商榷。林先生的观点是与其前文“市场厮杀的最后结果很可能只有一两家生存下来成为大小通吃的大赢家”相呼应的。我认为：周其仁先生的产业结构论断更为可取，并且我将其产业结构论断进一步动态化，也就是说，我们参与国际竞争未必非以大集团、大投入的形式出来，可以以小企业、小投入、以灵活多变地开发边缘技术和补丁技术（这两个术语为笔者所创，是大公司来不及开发或不屑开发的技术，但这些技术又与大公司开发的技术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为策略，在发展中不断壮大自己，并伺机脱颖而出、演变成具有一定垄断优势的大企业。我们不必苛求在短期内赶超发达国家（如果决策层有这种倾向，那将意味着文革时期经济发展指导思想的阴魂不散）；但我们现在至少需要盯住他们，以免他们按摩尔定律的速度发展下去使我们永远也无法追上他们。没有不能夹塞儿的队列。IT产业也是如此。
　　林先生进一步指出：金融资本的积累一般需要很长时期，发达国家巳经经历了几百年的金融资本的积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差距很大，而且不是短时间能够缩小的。我国现阶段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多、劳动力价格相对便宜，因此，现阶段在IT的硬体产业中的定位应该是大力开发以组装为主的产品，由此，积累资金和技术，然后，随着比较优势的变化，寻找新的能够发挥我们优势的产品，以逐渐实现产品和技术的升级。
　　林先生的观点是有道理的，也就是说，我们仍然需要将重点放到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上——这是竞争的策略。但林先生对“我国现阶段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多、劳动力价格相对便宜”的论断不够准确。我们必须认识到：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我们确实具有劳动力廉价的比较优势，但对于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我们的优势是很有限的，并不具有竞争性，例如：对于拉美国家、东南亚国家（特别是越南）、将来还可能有朝鲜。而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力价格正在不断攀升，所以，劳动力廉价的优势究竟能维持多久，还是个未知数。至于金融资本积累问题，也需要商榷——不可以“借鸡生蛋”吗？
　　林先生还指出：IT产业在软件的开发和生产的特性上与硬件有所不同，软件的研究开发以人力资本为主要投入，开发出来的产品的生产所需要的投资、设备非常简单。只要接受了和计算机程式设计有关的高等教育。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程式设计师的人力资本差距不大。发展中国家只要办好教育事业，加上本国学生到发达国家留学，短时期里完全可以缩小与发达国家在IT产业软件发展上的人力资本方面的差距。印度、以色列、爱尔兰、智利等国在国际软件市场上占有相当的地位，依赖的就是在人力资本上的优势。我国是个人口大国、只要我们下大力气办好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教育事业。努力创造人尽其才的良好用人环境，采取有效措施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回国效力，并加强与微软等发达国家的软件企业合作。在软件开发、生产方面我们就可大有作为、特别是在市场前景广阔的中文软件产品开发和生产方面更是如此。
　　据我所知，中国的软件行业并没有什么人力资本优势可言。这一方面与我国软件行业处于发展初期有关，另一方面，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现有制度安排还不足以激励出企业家通过创业来充分而有效地利用人力资本。这里存在一个悖论：一方面是人力资本的稀缺，另一方面是人力资本得不到最有效地利用。
　　林先生也曾对我前面提出的忧虑做过解释。他是这样说的：IT技术升级非常快，在传统产业上有很大的运用空间，而且，又出现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电子商务新行业，在世界各国都呈现出一派蓬勃发展的势头。遵循比较优势来发展IT产业是不是会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导致中国技术永远依赖发达国家，产业结构永远落后，进而导致经济发展水平永远赶不上发达国家的悲剧？
　　上述忧虑看似有理，然而违背一国的比较优势去进行产业和技术上的赶超。结果总是欲速则不达。一国最有竞争力的技术、产业结构是决定于该国的要素禀赋结构，要真正赶上发达国家的技术、产业结构必须先在要素禀赋结构上赶上发达国家。我国在资本密集的产业上竞争不过发达国家，但在劳动密集的产业占有很大的优势，我国的轻工业产品几乎已垄断了美、欧的市场即是证明（应该看看我们垄断的是什么档次的市场。难道垄断廉价市场和地摊也值得骄傲吗？）。由于―国的技术、产业结构决定于该国的要素禀赋结构，要提高一国的技术、产业结构水平必须先提高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的水平。根据一国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产业，将使该国的产品的成本最低，最有竞争力，能占领国内、国外最大的市场份额，取得最大的利润，创造最多的经济剩余，使该国的资本积累最快，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最快，从而，技术、产业结构的升级也可以最快、最可持续。
　　林先生的论述带有很强的“要素禀赋决定论”的色彩。我怀疑：他是个马克思唯物论的忠实信徒。而承袭詹姆斯·布坎南的传统，我认为，在竞争中获得成功的决定因素主要有以下四点：先天禀赋、机遇（或运气）、努力、选择（或策略）。一半依靠上帝的恩赐，一半依靠个人的奋斗。我想，争论的根源也就在于此：究竟是人定胜天，还是要顺天应时。我想：是否可以折衷一下呢？
　　林先生进一步认为：如果违背一国的资源禀赋条件，硬性去发展一些本国不具备比较优势的技术、产品，为了保证生产这些技术、产品的企业的生存，政府就必须用行政手段，人为压低利率、汇率和其它要素的价格，使这些企业能获得廉价的投入品，并给这些企业拥有国内市场的垄断地位，或使用高关税阻止外国产品进人国内市场和这些企业竞争。受到保护的企业因为没有竞争的压力，创新动力低，效率低，利润水平低，剩余少，无法担负起增加积累，提高整个经济要素禀赋结构的责任。而且，把经济中有限的资金用于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必然会降低了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对要素禀赋结构升级所能做的贡献。这种发展模式的结果把必然是减缓了整个经济的要素资源禀赋结构的升级，从而使整个经济的产业、技术结构的总体水平的升级缓慢，经济的持续发展困难重重。
　　我想，这才是林先生的真实意图——反对政府采用行政手段来孤注一掷地发展IT产业。那么，是否允许市场自发地去发展IT产业呢？对由市场自发秩序所形成的产业泡沫政府又该采取何种对策呢？
　　林先生最后举例说：从各国的经济实践来看，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多数发展中国家，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都实行了资金密集程度背离其比较优势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或进口替代战略，这些国家最后都以失败告终，不得不改弦更张。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是唯一的例外，他们在二战后都先发展了符合自己比较优势的纺织、轻加工劳动密集型产业，以此积累资金，然后，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再逐渐发展资金、技术较为密集的钢铁、造船、汽车、电子等产业，结果到了1980年代成为唯―真正缩小了与发达国家差距的新兴工业化经济。在1997年开始的那场亚洲金融危机中，韩国是亚洲四小龙中受创最重的经济，其原因是自1970年代末以来，韩国经济渐渐偏向赶超战略，热衷扶植大企业去发展资本密集程度超过某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结果，生产的产品的成本较发达国家的同类产品成本高，在市场竞争中盈利能力低，甚至亏损严重，导致高额负债，当国内资金不足时，积累了大量的外债，在其中国家发生金融风潮时，也就难逃骨牌效应的影响，而使国民经济的发展受到极大的伤害。
　　尽管林毅夫先生的论述中存在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但从总体上讲，林先生的观点是理性的、可取的、有价值的。笔者认为：发展经济既需要有冒险精神（或者说，熊彼特意义下的企业家精神），更需要讲究策略。我们过去往往犯急于求成、拔苗助长的左倾错误，结果吃尽苦头。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近几年随着政府体制改革和国企改革的深入，政府和国有企业投资预算软约束的特征虽发生了一些改变，但传统的左倾思想仍阴魂不散，时常表现为政府决策和政策导向缺乏自知自明、贸然行事、而结果往往是欲速则不达。在这种情况下，林先生如此冷静而理性的分析就愈发显得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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